上海西区，2001年落成的徐家汇公园只保留了原址上的两个建筑，一个是大中华橡胶厂的烟囱，表明这里曾经有过的工业文明；另一个是一幢红砖小楼，这里曾经是中国唱片上海公司的所在地，而中唱上海公司的前身是英商百代公司。

日前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出版了一套堪称弥足珍贵的《京剧大典》。26碟装的《京剧大典》是迄今为止最为完整地记录京剧发展历史的CD唱盘，绝大部分唱段是首次同听众见面，其中年代最早的是孙菊仙的《朱砂痣》（1906年胜利唱片灌录）。此外还有许多绝版实况唱片，共收录了187位演员的274个唱段，每段都注明演唱时间、灌制日期、演员姓名和说白唱词，甚至连鼓师、琴师的姓名都一一考证。

这套唱片让人们把目光再次投向中唱，投向已消散在历史云烟中的百代公司。

记录历史的声音

1914年，靠拉洋片和播放《洋人大笑》这样的唱片发了大财的法国人乐浜生，来到徐家汇谨记桥购地建厂，他同时开始灌录唱片。于是，有了使用"雄鸡商标的百代钻石粗纹唱片，有了百代公司的那幢小楼和大片的厂房。

1957年，周璇去世时，在"老百代录制的唱片日销5000余张，持续一月有多，"金嗓子的魅力可见一斑。

近期，其后人称，周璇之死充满疑点，周璇再次受到关注。

天涯歌女

在百代灌录唱片的大牌明星不计其数，由于当时的电影插曲皆由演员本人演唱，所以几乎每位明星都会来到百代公司的录音室一展歌喉。他们中有当时的顶级明星：胡蝶、王人美、赵丹、金焰、宣景琳、白虹。而最耀眼的要数周璇。

《天涯歌女》和《四季歌》是电影《马路天使》的插曲。这两首歌曲既是周璇的成名作，也是她的代表作。因为这两首歌，周璇开始与百代的录音室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在编号分别为35335a和35535b的唱片上，演唱者的名字还不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"周璇，而是"周旋。

作曲家贺绿汀是这两首歌曲的曲作者，周璇在他的记忆中一直保有良好的印象："周璇本来不出名的，唱了这两首歌之后，就唱出来了。周璇这个人很灵，一教她就会。她和别的电影明星不一样，很朴素，很真实。

电影演员舒适是四十年代的名牌小生，他和周璇有过多次合作，主演过多部影片。舒适说："周璇唱得好，号称‘金嗓子'。南洋的片商都要求片子里有周璇的歌，像订合同那样订好：要有三个歌，不能给我两个。周璇的歌基本都是电影歌曲。

但很少有人知道金嗓子周璇是如何演绎歌曲的，除了幕后几个知情人。

朱钟华是百代公司的老编辑，和周璇十分熟悉。她说："周璇声音唱得很小，没有话筒声音根本听不出，通过话筒唱得蛮受欢迎的。
周璇在录音室里的表现，也给了老朋友舒适一番颇为奇异的感受："有次，周璇录电影插曲，我们跑去百代的录音棚听。周璇对着话筒在那儿唱，我们隔着玻璃窗听，但是一点也听不见。因为她不是放大了声音，而是很小很小的声音在唱。她唱完，把录音放出来听，我们听到了。她对着话筒在那儿唱，乐队远远的。因为她的声音比较小，整个乐队一来的话，就把她的声音都盖掉了。所以她站在很前面，乐队站在很远的地方。

在30年代的百代录音室里，周璇就已经完成了新唱法的探索，就这个意义而言，她堪称中国气声唱法的鼻祖。周璇就是以这样的轻柔曼唱先后灌录了196张唱片，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史上录制唱片最多的歌星。

上海中唱的退休职工赵家琪回忆，1957年周璇去世时，工人们三班倒赶制周璇的唱片，每天5000张的销售状况足足维持了一个多月。

1930年，法商东方百代将产业转让给英国电气音乐实业公司（EMI），改名上海百代唱片公司，亦称英商电气音乐实业公司上海公司，继续使用雄鸡商标。英商百代唱片成为当时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设备最新、产量最高、影响最大的唱片公司，也是英商百代在东南亚地区的唱片制作中心。

有张唱片封套很可以说明百代唱片灌录的内容：封套上都是生动的线描人像，左面是一班戏曲人物，青衣、花脸、老生；右面是整队西洋乐手，弹钢琴的、拉小提琴的、手执麦克风的。封套中央是不变的Pathe标志和同样不变的昂首挺胸的雄鸡形象。

由于拥有中国最早的录音室，上世纪上半叶的百代公司，成为明星汇集之地。在上海的历史上，很少有一座建筑像百代的小楼那样成为明星和艺术家的汇聚之地。中国现代知名的艺术家--梅兰芳、周信芳、马连良、谭鑫培、袁雪芬……都曾在百代录音。在百代工作过的作曲家有任光、聂耳、冼星海、黎锦光、陈歌辛……。他们工作在百代，创作和灌录的作品也留在了百代。

此外，上海中唱还保存着不少近代名人的录音。这里有孙中山1924年5月30日在广东大学（现中山大学）录制的演讲，有周恩来从1949年至"文革期间每一年的国庆讲话，还有周恩来遗言录音。

毛泽东在开国典礼上的讲话，中唱也有模版，当时北京方面采用钢丝录音法，但所录的音质太差，钢丝又极易断裂，为了将这段声音资料保存得更好，版子被送到上海，加工成唱片模版。1993年，毛泽东诞辰100周年。中国人民邮政随邮票发行了毛泽东在第1届全国人大第1次会议上讲话的节选唱盘，唱片制作的原始资料便来自这里的库存模版。


1954年，中唱曾经替越南录制了一批唱片。文革后，很多人都以为这些模版被毁了。越南文化部长路经北京时提出要看看这批唱片，结果中唱把所有的唱片都整理出来，带去北京。中唱还有一张很特殊的唱片《中国，我的第二个故乡》，作曲者和演唱者都是西哈努克亲王。

声音的化石

模版仓库原来在中唱上海一座破旧的大楼里。徐家汇公园兴建时，中唱的模版仓库动迁到了漕河泾。

十八排两米高的大铁柜子里存放着一张张模版。模版和胶木唱片一样大，拿在手里分量很沉。由于使用的是电镀工艺，表面镀的一层镍，光滑如镜，六十多年前刻下的纹理丝丝如缕，清晰可见，模版的背面是铜，手感粗糙。这些模版依然可以印制唱片，放唱的效果也依旧保持原状。

抗战期间，百代公司有一部分模版被日军掠去，熔化做了炮弹。还有一部分在战前被转移到了其它城市。1949年后又有一部分被中唱总公司拿去北京。所幸还有余下的9000余张模版都保存在它们诞生的地方。

无形的声音被保留在沉重的金属块里，这些声音的化石就这样一直静静地躺在铁柜子里。

仓库的办公桌上，有12本十八开、一寸厚的装订册，红色封皮在年复一年的春来秋去里已褪去最初的艳丽。这是1952年百代向中唱转交唱片模版时的清单。翻开已有些发脆的扉页，手感像蜡的内页上清清楚楚的钢笔字迹记录着模版的档案--灌录时间、演员姓名、节目名称、模版编号等等，仿佛给初生婴儿开具的"出生证明般，没有丝毫马虎。

如今，所有模版都装在统一规格的白色封套里，里面的声音可能属于周璇，可能属于梅兰芳，也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最早版本，但一模一样的外表让它们无法区别彼此。只有通过封套上的蓝色编码，才能在记录册上查找到录制的内容，这成了老唱片们惟一的身份证明。

老唱片原本都有特制的封套，上面详细地记载着录制日期、工作人员、演员名等原始资料。但这些封套都已失传，部分是过去的职工见封套残损了就索性拆下扔了，更多的是被扎成一捆捆送去废品回收站，几分钱一斤。

百代公司的唱片模版，加上建国以后中唱出品的唱片，模版仓库里共有10万模版。这里的每张模版，都有自己的故事。可惜的是，这些故事被埋没得太久了，知道这一切的人太少了。

模版的命运

仓库里的那些京剧唱片模版，算得上是幸运儿。《京剧大典》使用的那些声音资料，由于年代的久远，音质大多较差、原始资料也多已缺失。为了弥补这些缺憾，中唱不仅对唱片的模版进行了清洗整理，运用先进的电脑音频设备除去其中的杂音和爆音；还查阅了相关书籍，重撰录音的原始资料，反复辨听唱片，从模糊的音质中推敲唱词的一字一句。

中唱上海公司近年来还编纂过《世纪歌典》，这同样也是对老唱片重视、再利用的举措。据悉，另一套大型典籍《世纪乐典》的编辑工作也已经接近尾声，并将于近期发行。这将造就另一批幸运儿。

最近，中唱开始了对库存老唱片模版的大规模整理及转录工作，记者旁观了它们"重生的过程。

在一本册子上，"周璇一栏下写着："已刻录：4张。

苍老的模版被拂去厚积的灰尘，放上了留声机。模版缓缓地转动，唱针在表面轻轻地划过，喇叭中传来熟悉的旋律。

然而，这也是模版的"告别演出。留声机旁的刻录机里的光盘也正在转动，它记录下声波的振动，试图忠实地保留下老唱片的声音。

模版转完最后一圈，唱针微微一颤，歌声随之消融在空气中。余音未了，模版已被送去冷却，而后便回到原来的白色封套里，再而后便是真空包装。从此陪伴它的只有两包干燥剂和永久的沉默。老工人说："这样做可以减少模版受损害的机会。以后再需要翻录唱片，只要动用光盘就行了。

这是老唱片模版的"绝唱，或多或少地带着些悲凉。

中唱上海公司的十万张模版中，部分已经被翻录成光盘，《京剧大典》、《世纪歌典》、《世纪乐典》所选用的唱段更是极少数的幸运儿，还有很多的老模版仍在继续的无言和等待，另一些则已经很难追寻了。

关于那些被埋没的老唱片的去向，赵家琪是最清楚的人之一。他说，上世纪60年代，沿海不少工厂都迁入内地。1965年3月11日，中唱上海将三万余张老唱片模版运往成都，其中近六成是解放前制作的，运去时十分完整。他退休前曾为了整理这批宝贵的模版去过六次成都。1970年中唱在成都开办了唱片厂。

然而现在这些模版的命运如何呢？他背转身子，喃喃地说："那边的保管不行。听说那个厂经营状况也不大好。记者追问："那么那些模版怎么办？他摇头，不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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